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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一提的是，报告期末，由于对BOY的500万欧元债务逾期，根据借款协议和BOY通知，持有的BOY32.96%股权即将被其罚没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公司计提了BOY股权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0.81亿元；而原始的杰之行股权转让交易，因交易对方再次逾期支付股权款，公司将杰之行股权资产在报告期末由“持有待售资产”调整至“长期股权投资”，并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工作后，确认计提减值金额1.16亿元。

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轩伟向《上海金融报》记者表示，随着市场的发展，符合国家战略、掌握核心技术、市场认可度高的新经济企业，将越来越多选择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“战略配售”。例如，近期发行的工业富联在IPO阶段就引入了战略配售，初始战略配售份额达30%，20家战略投资者共认购了81亿元，配售对象包括大型国企、大型保险和国家级投资基金等。

近段时间，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给予较大关注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，要继续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，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，运用已有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，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。从汇率指数变化来看，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在今年5月18日创下2016年6月以来新高，报97.88，随后小幅回落，截至6月末，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报95.66，较2017年年末升值0.81%。同时，参考BIS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收报99.00，升值3.07%，参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收报95.89，贬值0.10%。

资产端维持长久期，负债端短久期化，直接导致国开行资负端的期限结构差异加大。2014年开始，国开行1-5年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缺口持续扩大，2017年达到-1.25万亿，较2016年接近翻一番，主要归因于负债端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的增长。而长端5-10年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净头寸则稳定增长。

文章认为，要想在美国重新采取这种做法，需要保守派抛开对政府干预的厌恶。由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·施密特担任牵头人的国会顾问小组最近建议美国政府“与商业部门合作”，帮助克服人工智能研究领域面临的重大技术和财政障碍。不论存在何种缺陷，上述建议基于一种认识：完全依赖自由市场不足以实现重要的国家目标。

对比来看，2017年末国开行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接近13%，外币贷款余额占贷款比重10%。未来国开行在资产扩张上或可暂缓脚步。除非当前经济增长失速，全球宏观环境动荡（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一度阻碍了国开行改革为商业银行的进程），国开行放缓扩表的趋势或难改变。